前言：

1980年8月21日，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·法拉奇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对邓小平进行了独家专访，当时的他们进行了为期两个多小时的对话，相处十分“融洽”。

作为世界顶尖级的采访能人，法拉奇过往的采访对象一般都是国家政要、首脑，因为她擅用“争吵式”的采访，用词犀利、尖锐，经常会让一些政坛风云人物感到头疼。

当年采访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·塞拉西时间，对方明示要将其赶走，后来再到美国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，直接恼火的称道：“接受她的采访是我做过平生最蠢的事。”

在面对邓小平时，法拉奇一如既往保留了自己的风格，一上来就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，讲道：“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头像是否永久保留？”对此，邓公是怎样回答的呢？一切又该从何说起？

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影视剧照

1979年，邓小平访问美国，当天，美国总统詹姆斯·厄尔·卡当特意在白宫外面的草坪上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，欢迎30年来首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。

这一事被曝光后，当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轰动，不仅仅是西方各大媒体争先报道，甚至各路记者也都要求想要采访邓小平，奥莉娅娜·法拉奇自然也是身在其中。

作为采访界极其难得的人物，法拉奇的一生也是十分传奇，不仅仅是频频奔走于各国首脑、政要之间，甚至还因为别树一帜的采访方式，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。

早期的她，其实也只是在《意大利中部晨报》新闻编辑室工作，那时主担警事、医院报道员，后来因为不怕吃苦、踏实能干，不断开始得到提升，再加上文学天赋不错，很快得到了全国性杂志《欧洲人》的注意。

到了一个更好的平台之后，法拉奇的整个人生定位产生了很大改变，由于部门领导赏识，她得到了许多锻炼，慢慢的从之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变成国际知名人物。

起初，她也多是采访一些国际明星，像是玛丽莲·梦露、希区柯克等等，后来伴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长，逐步采访一些国家领导人，而后通过一种对话式的争论，以迂回、挑逗以及紧迫的形式，尖锐、率直、咄咄逼人的用语，征服一系列政坛风云人物。

待至60年代中期，法拉奇已然顺利走进世界新闻舞台中心，不仅仅是频繁出现在各大采访活动现场，甚至还开始对美国登月宇航员进行采访，而无形之中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早已奠定了她的“明星地位。”

当然，事实远非如此，向来活得肆意洒脱的法拉奇，后来还主动请缨前去越南，做起了极具冒险精神的战地记者。

那现在，有这样一个时机，对于法拉奇而言，当然是非常难得的，毕竟纵使说她采访过很多国家元首，但是却始终并未接触过中方领导人，不管是毛主席亦或是周总理，她都没有近距离的碰到过。

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，法拉奇偶然得知，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将于近期访华，也因此十分高兴，毕竟她心里清楚，若是有意总统为自己引荐，得到中国政府同意，采访邓小平的机率都一定会更多。

而鉴于法拉奇的父亲与自己是多年的至交好友，法拉奇本人又在整个国际上有着不小的名气，佩尔蒂尼没有多少犹豫，便同意了她的这一请求，向中国政府引荐了她。

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接到佩尔蒂尼的电话后，了解了对方请求，便当即向外交部新闻司进行汇报，让他们征求邓小平同志的意见，是否要接受法拉奇的采访。

这时的法拉奇早已因独特的采访风格闻名于世，她犀利的用语，率直的提问方式，也曾使得很多国家元首感到难以应对，甚至于偶尔一些采访场面还有一点难堪。

也因此起初很多中央高层领导人不建议邓公接受她的采访，毕竟担心对方会“肆意妄为。”

有先例在前，法拉奇当年采访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·塞拉西时，曾毫不客气的问道：“陛下，难道您从来都没有为自己当国王的命运感到悲叹吗？是不是您从来没有梦想过普通人那样的生活......”

对此，塞拉西避开了正面回答，可谁曾想法拉奇后面还有很多各式各样极其尖钻的问题，就在这样的连环炮轰之下，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塞拉西最终当场失态，暴怒的撵人道：“这个疯女人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来的？赶紧把她赶走！”

再至后来采访美国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，法拉奇的战绩更是多年以后还被人们“传唱”。

早些年，美国在世界上有多强势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却不曾想对于基辛格，法拉奇仍旧没有手下留情。

她先是一次次的旁敲侧击之下，使得基辛格承认越南战争毫无益处，接着又大胆地抛出一个问题，“假设说我用枪对准你的太阳穴，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，那么你会选择谁呢？”

运用“打太极”的方式，基辛格成功地避开了正面回答，却不曾想法拉奇又接着问道：“权力是十分诱人的，请问权力本身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？”

本身作为政治老手，基辛格是可以躲过去的，十分可惜，由于对方气场太强，他本人最终还是没有招架住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我并不害怕自己失去群众，平时多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就好像完全可以独自骑马创下了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。”

还不止这些，在他和法拉奇的对话中，每每聊到内政、外交等诸多事务，基辛格一般都会说自己是怎样解决的，从未提过“我和总统是怎样解决的。”

以至于法拉奇最后送上这样一句话，“在精神世界里，你简直是尼克松的妈妈。”

当时这段采访公布与众后，白宫方面非常不满，尼克松本人更是明确表示不愿和基辛格通话亦或见面，也因此基辛格只得专门召开国会听证会，指控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原话。

本身要是按照正常的模式走，基辛格理应取得胜利，哪里想到法拉奇并非善茬，当即给英、美各地大型电视台写信，表示愿意公开采访录音记录，确保报道真实性。

就这样，后来基辛格花费了很大一番心力，才使得自己和尼克松的关系重修于好，他悔恨的甚至面对记者这样讲道：我这一生做过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。”

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叱诧风云的人物，基辛格是当时很多记者都曾感到十分难对付的政府官员，可还是在法拉奇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，被整的灰头土脸，也因此中方高层领导人才会那般担心，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会有意外发生。

幸运的是，邓公了解到法拉奇本人是个还挺严肃的记者，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好，日常采访也会使用录音机将所有的对话内容记录下来，并将其诸字进行发表。

相对于那些扭曲事实、断章取义的记者，已经好了太多，总体来说还算客观、公正，也因此有心接受。

中国的政治宣传本来就不同于西方，一般都是通过外国记者向世界进行传播，以前毛主席就是这样，现在按理说也应如此。

而且改革开放刚刚开始，中国有需要让整个世界看到改变，也因此多方考量之后，邓小平最终决定接受法拉奇的独家采访。

不久之后，法拉奇收到了外交部新闻司的邀请函，兴奋不已的她，当即便和国内外诸多大型报社签订了合同，明确表示届时将在报纸上刊登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。

同年8月18日，法拉奇正式抵达北京，从机场到达民族饭店的那一路上，她猛然间发现，原来真正的中国和自己所了解的那一个完全都不一样，如此看来，改革开放也真的是进行的非常彻底了。

本来此次行动就是保密行动，也因此从一开始法拉奇就不想要泄露行踪，当晚有很多外国记者都住在民族饭店有空调的房间，却不曾想法拉奇最终还是经过调换，入住了一个偏僻且没有空调的小房间。

来不及想其他任何的事，在准备采访邓小平之前，法拉奇一直在翻阅他的相关资料，这是她历来的习惯，只有足够了解采访对象，才能使整个采访过程变得更加法顺畅。

1980年8月21日，法拉奇准时来到采访地点人民大会堂118厅，准备对邓公展开独家专访，却不想厅里除了邓小平本人以及随同的翻译官，还有中国很多大型报社，像是人民日报的摄影摄像团队等等。

按照以往的惯例，中央领导人面对外国记者，这些人是必须在在场的，哪里想到法拉奇深感不适，提出想要“专访”。

或许是因为比较了解法拉奇的风格，再加上邓公为人十分可亲，于是他当即大手一挥，清退无关人员，仅留下自己、翻译员、记录员以及新闻司司长、法拉奇五人在场。

作为一个经验老道的记者，自一开始，法拉奇一坐下，就将录音机放在了茶几上，然后开始向邓小平打招呼：“明天是您的生日，提前祝您生日快乐！”

“是吗？明天是我的生日？”邓小平幽默地反问道。“是的，邓先生，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。”

“好吧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就算是吧，其实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一天，而且，如果明天真的是我的生日，你也不应该祝贺我，毕竟这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，而76岁的人基本已是江河日下。”

“邓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我父亲也已经76岁了，但是若是我对他说，76岁的人早已是江河日下，我想他会扇我耳光的。”

“他做得很好！我想你不会对您的父亲这样说的，对吗？”

一时间，正式的采访就这样在这般轻松、愉悦的氛围中开始了。

法拉奇的提问是围绕着对于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，当时的她，第一个提出的问题便是：“过去基本到处都是毛主席画像，这次我来总共只看到了三张，请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？”

这样的问题带着很明显的深意，甚至于在场的工作人员当即吸了一口凉气，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法拉奇会一上来就这样单刀直入，咄咄逼人。

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，可追溯到1949年2月12日，彼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，北平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十天前才刚刚搬进这里办公。

上午十时，解放军开始举行入城仪式，随后为扩大进一步影响，天安门上开始挂起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人的画像。

转眼之间，又是匆匆几月过去，中央决定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，届时包括毛泽东、朱德在内的许多人，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。

只是因为当时的天安门年久失修，到处看起来都很破败，也因此中央决定对其进行修缮，另外还同时决定，重新绘画一幅高质量的毛主席画像，而由于徐悲鸿的画技十分高超，所以这项重任就委交给了他。

因为早前徐悲鸿曾邀请周令钊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，他的构思、动作都是极快，有快手周的美誉，并且不久前，曾画了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众好评，也因此徐悲鸿将此事交由他接手。

在接到绘制一幅毛主席巨像的任务后，离开国大典举行的时间不过还有二十多天，尽管说时间不是很充裕，但是周令钊内心没有丝毫畏惧，他带领着妻子、学生，在天安门城楼旁支了一个画架，连续工作十天有余，顺利完成任务。

验收成果的时候，周令钊心中多少有些忐忑，毕竟他也希望一切能尽善尽美，那时候聂荣臻前来现场视察，看到最后成果，喜不自胜的讲道：“像啊，这是真像毛主席！”而这无疑也是给了周令钊最大的肯定。

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，基本全国各地都挂起来毛主席的头像，史献资料显示，当时平均下来，基本可以说是人手一张。

1980年7月，法拉奇正式采访邓小平的前一个月，党中央发出一条重要指示，表示：“毛主席头像、诗词以及语录，在公共场合挂的太多，政治上是不庄重的表现，有碍国际远瞻，今天要不断缩减。”

中央指令下达之后，地方很多毛主席的头像都被拆除，而这迅速引起了国内群众、国际媒体的关注，也因此法拉奇在进行采访时，第一时间才会率先提出这个问题。

其实这个问题也已经足够尖锐，毕竟在西方向来有着这样的习俗，前任领导人离任，势必会人走茶凉，只不过到底中国与西方还是不一样的，仅仅是稍微思索了片刻，邓小平就肃穆地看着法拉奇说道：

“那是一定会保留下去的，过去毛主席头像挂太多，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相反，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头像才是最特殊的，我们会永久性地挂下去，以表示对毛主席的尊重。

不管怎么样，毛主席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，任何时刻，他为国民做的事情都是不能被抹杀的，单就从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，我们都将永远把他当作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。”

对于邓小平这样的正面回答，法拉奇显然是没有想到的，原本以为对方会顾左右而言他，谁曾想竟是真的做了回答，而且给出的答案还让人肃然起敬。

然尽管如此，法拉奇仍旧没有示弱，还是不停地在抛问题。

“你们当真会永远将毛主席当作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吗？”言辞之中，还是多少带着一丢丢的不信任。

邓小平只是报之一笑，随后讲道：“当然，若是没有毛主席，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一段时间。”

话锋一转，法拉奇又接着问:“听说你们想要拆除毛主席的纪念堂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邓小平一时有些错愕，随后讲道：“没这个说法，早在50年代的时候，毛主席曾带头提出想要火化，不留遗体，不建坟墓。

当时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，随后我也签了名，很多中央高层领导、干部也都签了名，哪怕是到了今天，签名册也始终还在……”

这时，法拉奇突然插了一句话：“可是在最后，你们还是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，并将他的遗体陈列在了里面。”

邓小平平静地接着回答：“毛主席提倡火化，我是赞同的，也不建议将这个提议改掉，只是建毛主席纪念堂是党中央集体的决定，这主要是考虑到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。

换句话说，这个最终决定是违背毛主席意愿的，只是符合人民期望，我不建议现在将它改掉，是因为若是这般也不见得妥当，人民或许到时也要议论纷纷。”

最后，重新抬高声音，邓小平又接着强调：“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猜测我们想要毁掉纪念堂，但其实，我们并没有这个想法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，我们始终都会永远保留毛主席纪念堂的。”

问完对毛主席的评价，法拉奇又突然一转，接着问道：“请问您对自己是如何评价的？闻此，邓小平坦然答道：

“我能对半开就不错了，不过有一点可以讲，我这一生都是问心无愧。”

停了一下 ，邓小平接着说：“你一定要认真的把我的话记下，我是犯过错，有好心犯的错，但是这世上不犯错误的人基本没有。”

话毕，法拉奇接着又进行了不少提问，只是不管她怎么努力，最终都还是被邓公成功挡了下来，轻松就给化解了。

这场采访前后共持续两个多小时，很明显超时了，然而双方都并不是很介意。

就像邓小平讲的那样，我和她聊得还很“投机”，而法拉奇也明示：“在采访时我就被他迷住了，采访他这一次就是最好的作品。”

又过了许久，将所有稿件整理完之后，法拉奇将自己与邓小平的部分谈话刊登在了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上，使得全新的中国被全世界更多的国家看到。

毫无疑问，法拉奇是一个很出色的采访家，她有自己风格特色，颇受很多人的喜欢，也让诸多人感到畏惧，只是尽管说她曾一度让很多国家元首下不来台，但是却在面对邓小平时，气势还是弱了一些。

邓公是一个很豁达的人，心胸之开阔，自身之乐观，也绝对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，任何时候，一个国家的实力都可以代表很多东西，希望中国未来昂立于世界之巅！